(日报记者周　雨)昨日上午，重庆市委、市政府在市委党校举行第三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报告会，报告生动、深刻，让与会者直呼“过瘾”，持续3小时的报告会，极少有听众开小差。

　　报告会由市委常委、副市长陈光国主持，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、中国农业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唐仁健作主讲。

　　唐仁健的报告分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、新农村建设的内涵与原则、新农村建设的任务与措施等三方面，他结合多年对“三农”问题的研究，以及对建设新农村的深入思考和研究，就新农村建设进行了深刻阐述，让人耳目一新、深受启发。

　　目标变手段理想变实事

　　在我国，建设新农村的提法并不新鲜。唐仁健说，自毛泽东1919年在《学生之工作》一文中提出建设“新家庭、新社会、新学校‘三位一体’的新村”之后，上世纪20年代，晏阳初、梁漱溟分别进行新村建设实验，解放后，类似提法在中央文件、中央重要会议中出现过不下5次。

　　然而，受当时经济条件限制，建设新农村的想法不过是一种理想，虽为农村发展提出了目标和方向，但难以实现。可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农村建设，却是为农民办的一件实事，是解决“三农”问题的一种手段，且有具体的举措，其根本原因是，我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、以城带乡时期，有能力办好这件事情。

　　适应性广泛成有机整体

　　“生产发展、乡风文明、生活宽裕、村容整洁、管理民主”是新农村建设的20字目标。唐仁健说，当初大家讨论这20字的提法时，不少人提出用“环境优美”、“生活富裕”等词，但后来都被放弃了，其原因就是现在的20个字非常有弹性，若标准太高，很多地区不可能做到，而这20个字有广泛的适应性，各地区的起点可以有差距，步调可以有快慢，发展水平可以有高低，特色也可以有不同，非常适合我国实际。

　　另外，部分人也担心，建设新农村的提出，会不会与以前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、统筹城乡、推进城镇化等提法有矛盾？其实，这种矛盾是不存在的，相反，由于新农村建设的提出，使过去看似各自为政的“三农”工作成为了一个有机整体，更具可操作性。

　　受益的主体决策的主体

　　唐仁健说，他在调研中发现，不少地区和部门认为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，从而将自己置身于事外。有的地区和部门恰恰相反，政府干预太多，不顾及农民的意愿。其实，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的真正含义是，农民是受益的主体和决策的主体。

　　新农村建设光靠农民自身是无法完成的，韩国的新村运动，政府投入是非常大的，约占其国民收入的1%。另外，在新农村建设中，政府也不应替农民作决策，而应将决策权真正交给农民，因为，只有农民自己才清楚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，把决策权交给他们，才能广泛调动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。

　　唐仁健说，新农村建设应像韩国新村运动那样，采取民办公助的方式，由村民自主理事、自己管钱、自我监督，政府提供相关帮助，并制定奖勤罚懒的机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。

　　调存量财政建稳定资金

　　唐仁健说，据他调研，为筹集新农村建设资金，各地采取的普遍做法是，将新增的财政资金向农村倾斜，这对新农村建设而言，无异于杯水车薪。他说，即使按照我国提出在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，其间也至少需要向农村提供资金5万亿元，光靠调整财政资金增量，是远远不够的。

　　他认为，解决新农村建设资金有两条途径：

　　一是调整存量财政资金。这一做法固然很难，但只要方法得当，是能够做到的，在这一点上，北京已有成功先例。去年，北京市市长要求政府各部门去农村做调查，回来后，在一份写有“能为农村做什么项目“、”需要多少钱”两个问题的答题纸上作答题。这样一来，该市当年就向农村新增了78亿元资金，使城市公益设施大量向农村延伸，当地农民高兴地将之称为“‘长安街’向乡村延伸”。

　　二是建立新农村建设稳定的资金来源。在这一点上，可参照已有做法，或开设专门的税收、或建立专门的资金、或发行专门的债券和彩票。

　　报告会采取视频会议方式进行，主会场近千人，另在各区县(自治县、市)设立分会场。市级部门负责人、各区县领导班子成员、区县涉农部门负责人、市委党校第三期主体班学员等6000多人听取了报告。